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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如何有效开展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 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学院教授Jim Tognolini访问必由学

 

6月22日,大连必由学教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邀请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学院教授、曾任培生集团教育评价中心和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Jim Tognolini教授做客必由学,围绕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评价理论、评价工具的研制与使用以及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学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允庆先生展开对话。以下为对话摘录

王允庆:非常感谢享誉国际教育测量评价界的知名专家Jim教授访问必由学,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目前教育评价对于中国而言仍是一块短板,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服务模式,作为该行业的“拓荒者”,我们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由衷期待能够和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们结成生命共同体,拓宽我们的视野半径,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每一位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

Jim:你们的邀请让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全球在教育评价领域目前的总体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见解。

王允庆:中国目前的教育评价理念仍停留在“只重结果、不看过程”,忽视了学校的努力程度和学生的进步情况,这不利于教育的公平性。我们想帮助教师建立一个基于数据改进教与学的机制,帮助学校建立一个标准化题库,为孩子提供高质量试题,实现专业意义上的减负。但是我们发现在推行这项教育理念时遇到了一些例如教师缺乏“教学设计能力”等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Jim:其实在全球的很多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教师对“教学设计能力”理解不深刻:老师已接受专业培训,他们也“了解”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中的六项指标,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部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有所提升,他们仅仅按照这六个动词的要求来回答问题。究其原因是教师将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原封不动”搬到考试上。 第二种情况是教育部门对“教学设计能力”理解不到位:印度教育部门要求我们实现发展基于校本评价、标准参照评价等方面的功能。以校本测试为例,首先应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 我们将培训分成四个模块,每个模块安排两天的培训课时,培养教师的思维能力和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的标准撰写课堂任务的能力,第一阶段我们培养了50名年轻的培训师。 某一天教育部长来参加培训仪式,他问我为什么这些培训师如此年轻,为什么不用教育专家。我回答:首先,他们亲身经历过教育模式,他们有想要改变教育体系的热情;其次,印度教师队伍庞大,如果让每个老师都接受这样的培训并不现实,让年轻人才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意义更大。

王允庆:您所阐述的观点我十分认同。在中国,目前教育的最大的痛点是: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质量评价,但区域和学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Jim:这真是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很多教育专家正在就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评价进行研究。就我个人理解而言,我认为评价学生例如“价值观”、“品德”、“身心健康”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指标,应该用不同的评价方式,中国话说是:“不同问题,区别对待”。

王允庆:谢谢您的回答。请问如何改变孩子们对于“问题解决能力”的认识?

Jim: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印度时我被某一个学校的校长邀请演讲,目的是为了鼓励测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下次考试再接再厉。讲座安排在一个大讲堂,中间坐着500名一脸愁容的九年级学生,旁边坐着30个老师。演讲开始时我发表了一番自认为很有逻辑发言,但学生依然不买账。那怎么办呢?我给他们出了一道题:如果给你一个气压计和一根绳子,如何量出新德里最高建筑物的高度?然而那些学生的表情依旧如此。这时候他们的一个老师拿起麦克风说:先生,他们没学过三角函数,他们不知道如何解这道题。我没理会那位老师的言论,告诉学生我知道七种方法,其中一种是拿着这些绳子和气压计到达楼顶,用绳子捆住气压计,然后一米一米往下放,气压计触到地面的时候知道高度是多少了。其实这根本不需要知道三角函数知识,可见老师们对于什么是“问题解决能力”并不清楚。

接下来我为学生们讲了另一个故事: 三周前,我在印度一个学校访问,校长问我想不想参观当地的一个景点,我同意了,校长打了几个响指,进来了一个看上去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儿,后面还跟着他的弟弟妹妹。校长对我说:“他叫威廉,他是你的向导。”这时威廉开口说话了,他说:“先生,请问您需要我用哪种语言为您服务,我可以说十种语言!”我开玩笑说我想用澳大利亚语,然后那小孩笑着说:“哈哈,我知道你想说的是英语!”参观结束后校长问我:“威廉如何?”我说很棒,他接着说:“你知道吗,他一天学都没上过。”我问他什么不让威廉上他的学校,“因为他付不起学费”他回答。我提出我来支付他的学费,校长说:“如果他来上学,那弟弟妹妹就要饿死了。” 这时我发现,那500个学生终于在认真听我说话了。我说:“你们看,威廉如果只用印度语做向导,那么他就挣不了足够多钱去养活他的家人,所以威廉的问题解决方法就是跟随在各个旅行团学习各种语言。威廉的问题是真实的,他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一个知道答案的老师,也没有人告诉他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现在我让你们忘掉老师,忘掉所有的顾虑,开动脑筋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测量这个建筑的高度。”那些孩子瞬间就明白了,随后他们就想到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解决问题时真正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不是让学生按照老师教授的固定的思路进行解答,而是让学生对问题进行假设、分析,利用创造性思维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要研发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测试,首先我们要全面的、批判的思考根据不同条件进行设计,其次是这项测试对于教师、训练者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王允庆:感谢您将亲身经历分享给我们,请问国际上目前从几岁开始进行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以怎样的形式?

Jim:一般在三年级就可以开始。在印度的大规模测试中针对的是9-11年级,其中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主要研究学生的合作能力,采用在线测试,另有400万学生参加问题解决能力测试,采用纸笔测试。 澳大利亚目前采用纸笔测试,预计将在2018年开始在线测试。测试年级为三、五、七年级。测试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学校、教师、学生明白问题解决能力是他们课堂教学的一部分,所以学校在一年级时就把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嵌入到日常的学习与教学中。 我认为,测试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在理解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题目需要运用较多的文字信息把背景知识信息描述清楚,数据表明儿童在三年级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字阅读能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从三年级开始。

王允庆:最后与我们分享一些目前全球在教育评价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吧。

Jim:目前的主要趋势有以下五点:1、建立校本评价。高级思维能力比如创新、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等很难以传统的纸笔考试形式完成测量,建立校本评价是大势所趋。有几个要求:一是教师的专业能力需要提升;二是传统的考试模式难以撼动,部分老师拘泥守旧,形成强大阻力;三是不同的教育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2、标准化参照体系的建设。简而言之是建立一个让教学、评价的分数能够与我们的课程标准和表现性标准相统一的体系。 3、培养教育工作者解读数据的能力。 4、如何将测试形式由纸笔转向在线。牵扯到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改革等问题,在开发有效的在线测试以及改变考试的制度和体系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如何对类似于价值观、品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目标进行有效评价。

王允庆:短暂的几个小时的时光,Jim教授分享了很多关于教育评价的宝贵经验以及目前整个全球的教育评价发展趋势问题,对我们有深刻的启发,希望今后我们还有机会和Jim教授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再次感谢您到访必由学!

 

专家简介
Jim Tognolini
教育测量评价知名专家
研究领域:全球教育评价趋势、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设计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评价等
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学院兼任教授
新南威尔士大学兼职教授
伍伦贡大学教授级研究员
曾任培生集团教育评价中心和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现任培生集团教育顾问
王允庆
国家督学
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综合审议组专家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院长

 

2017-07-21T11:01:18+00:00 六月 24th, 2016|Jim Tognolini, 新闻动态, 聚焦热点|